新四军在全军覆没，但很快发展到了十万人
新四军在皖南遭受了全军覆没的惨痛打击，然而，它很快便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复兴，兵力迅速壮大至十万人之众。
从方志敏讲起，讲述皖南事变。
众所周知，方志敏的名字，然而，我敢断言，鲜有人能详细道出他生平所为之事。实际上，若回溯至1935年，方志敏正值壮年，前程似锦，乃是党内早期的高级指挥员。
1934年10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遭遇惨重失败，随即筹备西征。正当长征启程之际，为分散敌军注意力，方志敏率领红十军与寻淮洲指挥的红七军向北发动攻势，以此误导国军，使其误判红军意图北撤突围。于是，近二十万国军纷纷出动，对方志敏所部进行围追堵截。
新人寻淮洲，系何人？
寻淮洲英姿飒爽，早年便投身于毛主席麾下，参与秋收起义，是毛主席的忠诚嫡系。无论是在战术布局还是战略思考上，他皆展现出非凡的天赋。年仅22岁，他便荣任红军军团长。遗憾的是，他的一生同样短暂，终年也仅22岁。若假以时日，寻淮洲同志得以正常发展，恐怕在建国后的授衔仪式上，他将有可能代表秋收起义的英勇战士，荣获元帅之尊。当然，这一切不过是臆测而已，寻淮洲同志终究英年早逝。
方志敏与寻淮洲率领的队伍，紧随20万国军的脚步，于福建与浙江之间辗转奔波。他们屡次成功突破一道道防线，为中央红军的撤退提供掩护。经过一千多公里的跋涉，队伍终于抵达了皖南茂林这一关乎命运的角落。
位于皖南的谭家桥镇，方志敏与寻淮洲所率领的部队陷入了重围，局势岌岌可危。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方志敏不幸被俘，寻淮洲则壮烈牺牲，部队亦随之全军覆没。然而，少数英勇的战士成功突破重围，侥幸逃生，其中便包括了后来的名将粟裕。粟裕在突围后四处游击作战，直至新四军成立，他毅然加入了这支英勇的队伍。
那将方志敏围杀于谭家镇的国民党军队，正是日后声名显赫的74师的雏形，那时王耀武正执掌指挥权。岁月流转，至解放战争时期，昔日成功突围的粟裕已升至华东野战军司令之位，他所率领的华野部队在孟良崮一战中围歼了74师，继而攻克济南，生擒王耀武。
此次为支援主力部队执行英勇的牺牲任务，全体将士壮烈牺牲，这不正如同电影《集结号》中的桥段吗？
曾任国军基层军官的黄仁宇，正是那位撰写《万历十五年》的知名学者，他指出，明朝存在一个弊端，即上层对下层信息的封锁，导致信息不透明。在他担任连长期间，许多事宜他都无法与士兵们分享。
另一位精通明史的专家，汤纲站起身来言道：“老黄啊，你所提及的，乃系国民党的军队。而我军，则是将一切事务皆向部下详细告知，并鼓励他们共同参与讨论，此乃所谓的‘MD’（军事民主）。在战前，我们更是注重充分的动员工作，向士兵们阐明他们所肩负的任务以及为之奋斗的理由。我们绝不发出模糊不清的命令，如此一来，便能确保上级与基层之间建立起信任的桥梁，避免发生大规模的溃败。如此一来，想必您也就明白了为何国民党军队常常遭遇崩溃式的惨败。”
《集结号》是我钟爱的影视作品，我曾多次观看。然而，其中关于撤退时间不明确的情节，实属无稽之谈。为此，我还特地撰写了一篇专文，探讨了这一话题，题目为《从三观奇歪的《集结号》到此次疫情》。
我们延续前述话题，方志敏在囚禁期间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他指出，皖南地区山势险峻，道路崎岖，若敌军占据要塞，凭借高地优势俯瞰，我军进攻将难以突破包围。正是寻淮洲在攻取一座战略制高点时不幸中弹牺牲。这一总结记录是在方志敏狱中完成的，后经鲁迅之手，辗转传递至红军。红军内部将其油印成册，高级将领们普遍阅读过。
即便未曾相识，方志敏对鲁迅却怀有深厚的信任，因此特意将遗稿委托他人转交至鲁迅手中。
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发生了：当方志敏陷入绝境，无法突围，且六年后全军覆没之际，另一支部队也在距离方志敏被困地点不远的地方遭遇了相似的绝境，几乎遭受了同样的命运。这在党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党内最关键的原则之一便是持续反思，避免在相同的地方重蹈覆辙。那么，这一事件的始末究竟是怎样的呢？
1
内部分歧
这支英勇的队伍，即新四军。关于其由来，我曾撰写了一篇文章，探讨其历史渊源，未来或许会再次推送。在那篇作品中，我们详细提及了北伐时期的杰出将领叶挺，他荣任新四军军长；同时，红军留守部队的指挥者、擅长游击战的专家项英，则担任了新四军的副军长兼政治委员。
然而，他们两人的组合存在重大问题，原因在于他们在各个方面的搭配都显得格格不入。
首先，项英同志是我们党熟识的“土包子”式将领，日常身着简朴的军装，头顶光亮，中午时分与战士们一同蹲坐在地，与普通士兵并无二致，一副随和坦荡的模样。
叶挺出身于正规的军校，并在欧美度过了长达十年的时光。他日常着装多以西装或猎装为主，而在正式场合，则身着国军将军制服，脚蹬长筒马靴，手持洁白手套，马刺作响。在新四军中，叶挺独树一帜，拥有自己的专用厨房。此外，他的夫人亦为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素有“美女”之称。在我党的队伍中，叶挺宛如鹤立鸡群，其造型颇似普鲁士贵族军官。
然而，尽管经过多年的广泛宣传，叶挺的声望颇高，实际上，若回溯至往昔，众人对项英的喜爱似乎更为深厚。叶挺性情中带有几分桀骜不驯，与众不同的气质，使得他似乎与众人身处不同的星球。事实上，众多人都有所提及，若前往新四军，你几乎无法辨认出项英，但叶挺的形象却几乎无人能忘。
我们首先将造型差异列为首要考量，主要因其显而易见，且常被提及，不少文章甚至直接将其视为关键因素。然而，相较之下，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微乎其微，与两人之间真正的矛盾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他们二人皆为当之无愧的豪杰，过往均辉煌耀眼。叶挺，红军的奠基人，其资历与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相媲美，擅长指挥正规军进行迅猛攻击，被誉为国共两党共认的勇猛之士。不仅如此，包括新四军参谋长周子昆在内的一众高级将领，当初都是叶挺所培养和带领的，曾与叶挺并肩作战，共同在武昌城下进行了那场“光荣北伐”。
然而，项英并非仅仅是吉娃娃般的存在，他的资历甚至超过了毛主席。叶挺被誉为北伐战争中的英雄，但项英同样担当着“三年游击战争第一负责人”的重任。在红军长征之后，是他这位领袖挺身而出，留守阵地，清理战场。若非他坚持留下，那便是周同志承担此任。请大家细细品味项英在当时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项英曾在延安发表报告，深受众人好评。随后，陈毅晋升为元帅，其中一项重要资历便是他接替项英，代表三年游击战争的英勇事迹。若项英未遭不幸，或许也能跻身元帅之列。叶项二人均极富自信，对各自的战略布局极为坚持，对于对方的观点往往充耳不闻。
领导风格的不协调现象实则屡见不鲜。以毛主席为例，他便是一位难以被直接指挥，却需他人配合的领导者。他首次遭遇下台，正是由于过于专断，难以与他人协作。经过多次的磨合与调整，最终朱老总和周同志成为了他的得力助手，二人以和善著称，始终是他的左膀右臂。
众所周知，林彪曾是一位卓越的高级指挥官，然而，他并非一位出色的合作伙伴。毛主席曾为他挑选了多位搭档，尝试不断更迭，直至最终选定罗荣桓。罗荣桓性情温和，堪称党内公认的“老好人”，这才与林彪勉强达成合作。即便如此，罗荣桓这样的“老好人”，在林彪晚年对其亦颇多微词。
新四军内部正副长官间的风格迥异，矛盾日渐加剧。按常理，此时宜速作调整，以免事态恶化。然而，新四军情况特殊，叶挺的职位系蒋委员长亲自指派，无法如陈毅般随意调动。
再者，是项英的问题。项英的情况无法更改。自从中央红军长征之后，南方八省的十五支游击队各自为政，组织松散，纪律涣散，很快沦落为有组织却无纪律的状态，各项指令难以执行，唯有项英的命令得以听从。
面对这些行为粗犷的队伍，项英常能保持从容不迫，认为无需过分纠结。然而，叶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在北伐时期，他曾对战场上临阵脱逃的士兵执行了枪决，对违反军纪的行为深恶痛绝。对于那些虽战功赫赫却军纪败坏者，他甚至有几次无法抑制怒火，直接将他们枪毙，此举令项英等人颇为不满。
多言一句，随后的各根据地开展整风运动，诸多人士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与折磨。现今的书籍往往提及某些同志虽然军功显赫，却依旧遭受了无妄之灾，似乎整肃他们只是出于某些人的个人偏好。然而，若回到那个时代，鲜有冤屈之事。在我国军队中，“能打仗”仅仅是诸多素质中的一项。军纪的败坏、缺乏组织性，即便战斗力再强的部队，未来也难免会出现问题。许多解放军成员曾来自类似黑社会的游击队。明了这一点，便会立即理解，整顿的必要性和彻底性，是为了使他们彻底革新，重塑自我。
此后，四野之地，国军与土匪横行，众多伪军亦纷纷投奔我军。尤其在四平战役期间，问题愈发严重。新招募的日军保安团士兵纪律涣散，他们肆虐于民间，劫掠百姓，甚至在搬运伤员时，将伤者遗弃于荒无人烟之地。
随后，林彪在杜聿明的追击下，一路逃至松花江边，稍作歇息便展开了强势的改编。他处决了一批人，整治了另一批，军队的素质因而显著提升。在攻占天津之后，他们甚至能够做到对百姓秋毫无犯，令老人们感叹，五十年来从未见过如此纪律严明的队伍。
强大的组织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经过持续的锤炼、不断的自我调适与进化所铸就的。
自然，叶项二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但这并非表现为军事会议上的直接冲突，而是一种表面上客气、实则暗中不合作的姿态。
项英遇到问题时，往往会派遣警卫员去请叶挺，语气中带着几分随意：“嘿，军长，副军长找您商讨些事情，他们已经与参谋长商议出了结果。目前，作战参谋们正着手制定作战计划，还请您过去一同参与讨论。不过，其实讨论的空间不大，决策已然定下。”
“曾为军长三年，递交四份辞呈，终遭一朝罢免，沦为终身囚徒。”他的内心痛苦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又能责怪谁呢？唯有责怪自己当初放弃党的身份。
延安得知了他们之间的纷争，亦感忧虑。周恩来巧妙运用调解之才，多次与项英沟通。毛主席亦从延安发来电报，指示项英与叶挺加强协作，切实履行政委职责，负责党务和后勤工作。他还提醒项英要多与下属交流，履行政委应有的职责，避免将军长与政委的工作都揽在自己身上。军事事务仍应由叶挺全权负责。
项英个性鲜明，不听他人言。
至1940年，延安方面最终作出决策，将项英召回延安。此举旨在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并让性情温和、日常总是笑容满面、身着皮衣的陈毅出任政治委员。然而，项英却屡次推辞，拖延不前。
我们不妨推测一番，项英或许是认为一旦重返延安，自己的权力将被剥夺，因而始终拖延。实际上，当时各战略区的主管干部大多齐聚延安深造，直至国共内战的硝烟弥漫，他们才各自返回原岗位。
党内人事安排已悉数介绍，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探讨当时局势的概况。
2
风起云涌
在皖南事变爆发的前夜，即1940年年末，那时正值一个相对宁静的时期。
抗日战争主要在1937年至1938年期间打得尤为激烈。然而，进入1939年，日军已基本攻克了可攻陷之地，尤其是中国铁路沿线的大片区域。此后，日军因无法进一步扩张而陷入了僵局，即便攻克之地也难以长期坚守。究其原因，在于日军为机械化部队，对后勤补给依赖甚重，故而难以远离铁路线。许多城市，日军虽一度攻占，却旋即因后勤困境而不得不放弃。
及至1939年，局势已然形成如此格局：日本占领了铁路线，国民政府军队则占据了西南地区的众多城市，而那些偏远村落，则成为了无人问津之地，既无人管辖，也无力管辖。阅读本文的您，大多生活在城市之中，若平日鲜少外出，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我国领土上城市所占比例颇高。实则不然，我国城市地域与广袤疆域相较，不过是九牛一毛。在广袤的田野之间，往往要乘坐火车长途跋涉，方能见到一座城市。回溯至1941年，交通条件不佳，日军若频繁深入农村，我国缺乏石油资源，而日本人又主要依赖美国供应石油，如此一来，无论从哪个角度考量，都无法承受长期消耗。事实上，到了1939年，日军的作战方式也与国民政府军队相似，他们依靠大量骡马运输物资，连鞋底也换成了布鞋，因为橡胶和石油的供应已经告罄。
人们常常误以为百八十万人的数量庞大，足以占据整个国家。实则不然，若将这些人数散布至全国，就如同在一锅汤中撒上少许胡椒面，瞬间便无影无踪。此外，人们对中国的广阔面积认知不足。试想，仅北京丰台地区便足以容纳平津战役中数以万计的大兵团进行机动作战。
国民政府军队主要依赖苏联的支持，其补给线漫长至极，导致日军在后勤供应上承受巨大压力。因此，双方均处于被动防守状态，互不攻击，各自划定了防御区域，维持着一种相安无事的局面。甚至，在防御区域附近的士兵们偶尔还会相互递烟。然而，这时他们发现，有一群人让国民政府和日军都感到十分厌恶，那就是来自延安的游击队。
在北方地区，出现了一幅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教科书上鲜少触及。这一景象中，靠近铁路的区域由日军控制，远离铁路线的城市则落入国军手中，而偏远村落则被延安游击队所占据。三股势力交织，展开了一系列复杂多变的战略布局。
譬如，游击队频繁深入民间，征收烟土，尔后以高价转售予国民政府军队，换取银元。随后，他们便利用这些银元从日军手中购得武器。进入抗战后期，日军几乎无所不售，唯有大炮除外。
再以山东八路为例，他们将食盐悉数藏匿，日军搜寻无果，只得寻求物资与当地民众交换“山东币”——一种由八路山东局发行的货币。随后，汉奸利用这些山东币购得食盐。随着时间的推移，山东币逐渐演变为流通广泛的硬通货，甚至驻扎在山东的日军也纷纷采用山东币作为交易货币。可以说，山东币便是后来人民币的雏形。
新四军的位置显眼地标记为一个鲜艳的红点，其北面是日军，而东、南两侧则以绿色括号勾勒出国军的势力范围，而那黑色椭圆形的圆圈则标示着皖南的地理位置。
在皖南事变爆发前夕，国共之间的矛盾已日益尖锐。先是华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村落间战火纷飞。而在江北，则发生了一件举足轻重的事件：陈毅与粟裕率领新四军，成功击败了国民党将领韩德勤。
此战称为“黄桥战役”，在我国军事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小事中见大义”。事件的起因错综复杂，源于国共两党平日里的摩擦频仍，最终导致了此次冲突的爆发。
彼时，我国疆域内抗日力量并非仅限于国军与共军，各类民间武装亦活跃其中。国共双方均致力于争取这些民间武装的支持，以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随着我军势力扩张至黄桥，国军韩德勤部视黄桥为自家领地，遂起兵挑衅。一万五千名国军向七千名新四军发起进攻，却遭遇惨败，全军覆没，韩德勤部的一名军长亦命丧疆场。
此事对国民革命军而言，实则是一记不祥之兆。装备精良的国民革命军一万一五千人，面对着仅七千之众、组织严密的八路军新四军，竟无法进行有效反击，这几乎预兆了后续事件的走向。
然而，这些争执虽在暗中悄然进行，表面上双方尚未公开翻脸，依旧携手共同抵御外敌。
鉴于新四军游击队与国民政府军队间的摩擦持续加剧，白崇禧向蒋介石献计，向新四军发出一项电令，要求该部在1940年年底前撤离江南地区，转赴江北抗击日军。若新四军对此指令不予理睬，即视为违反军令，届时将对其实施围剿。反之，若新四军服从命令向北方移动，那里不是正有日军驻扎吗？不妨任由日军将其剿灭。
新四军撤离之后，若南方游击队胆敢滋事，必将予以严惩。若共方询问，便可答称：众所周知，大家均已北上江北，至于江南是否尚存同党，实不知情。
3
皖南事变
如今，日本人心中暗藏诡计。他们饱受八路军的袭扰，痛苦不堪。沈志华所著的书中，翻译了美国对中国情报的分析，感兴趣的读者不妨一阅。书中提及，1944年，八路军成功缴获了九万支枪。日军素有破坏武器的习性，而国军方面要想缴获武器则异常艰难，往往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每缴获一支枪都可能要牺牲数条人命。据此，大家不妨对当年八路的战绩作出一番估量。
新四军游击队不断给日军制造困扰，以致于到了1940年，日本方面亦暗中筹备对其实施偷袭。根据日军侍从室发出的37534号电令，其意图是将新四军驱赶到国民党控制的皖南地区，以便由国军负责将其剿灭。即便国军当时未采取行动，日本人也势在必行。
事实上，延安早已洞察形势不妙。早在蒋委员长电令发布前一年，便曾急切地警示项英迅速北撤。然而，项英却屡次推诿，直至迫不得已，只得将新四军的一部约两三千人送至江北。当时，国军尚未完成全面布防。若当时大部队一并启程，绝无阻碍之虞。
尚有超过九千人驻足云岭，此地亦设有新四军纪念馆。
谈及此，有必要补充一点相关知识。许多人误以为这9000人即为新四军的全部，实则不然。正如上文所述，江北地区尚有7000人，此次又有两三千人加入，再加上新成员，江北地区的人数大约增至1.6万。若将这部分人数与原有的9000人相加，新四军总数便达到了2.5万。
拖延至1940年12月，方才收到蒋委员长的电报，内称若年底前仍不启程，将予以剿灭。然而，此时若选择撤退，亦未尝不可，因国军对准新四军的围剿部队尚未完全到位，新四军若欲撤退，国军难以有效拦截。项英依旧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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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重重困境，你们屡次向中央请求指示方案，然而中央早在一年前便已将发展策略交付于你们，即向北拓展，深入敌后。遗憾的是，你们却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未能贯彻执行。
遭受了领导们的斥责，项英即刻召唤叶挺，迅速召集会议以商讨对策。我们将局势图重新摆放在这里，那支指向明确的大箭头，正是蒋委员长指示新四军行进的路线。
会议伊始，与会者便一致认同，不宜遵循蒋委员长的提议北进。毕竟，北方乃日本人之领土，擅自踏入其地，无疑是自寻死路，究竟能有何为？
一支队伍负责佯攻，而主力则趁机撤退。
然而，项英坚决主张向南进发，其路线规划之大胆，一眼望去便令人瞠目结舌：
为何选择这条道路？这显然是条绕行的路线，尤其是通往茂林山区，那片区域正是我们前文提到的方志敏部队全军覆没的地点。
如今，我们已无从探知项英选择这条路线的真正动机。当时的传闻指出，南国军防线相对薄弱。然而，当蒋委员长得知新四军南下之际，他迅速洞悉了项英的意图，认为他意在黄山区开展游击战，而非江北。毕竟，若前往江北，项英恐将被调往延安。他深恐被架空，于是选择了皖南，并寻找借口躲入山区，以便永不归来。至于真相究竟如何，还需大家自行揣摩。
项英定走南线。
踏上南线之旅，无异于一场噩梦。由于对即将面临的困难预估不足，众人并未将此视为一场战争，而误以为只是搬家，于是携带了所有的家当，步履蹒跚地向南开进。这种做法无疑是过于业余的，我们事后总结经验教训，认为这乃是最关键的失误。
事实上，在当年的新四军中，众多成员曾参与过长征，亲身见证了红军起初的转移行动，那份拖沓与迟疑，以及在湘江之战中所遭受的惨烈屠杀。尽管如此，他们中无人对项英表示异议。
不幸的是，果真如叶挺所预言的那样，由于对路线不甚熟悉，我们并未进行侦查，竟误入了歧途。众人一时慌乱不堪，恰逢暴雨倾盆，所搭之桥又短，无法通行，只得重新搭建。
不幸之事接连降临，天灾与人祸交织一堂。在路途中，我们步履蹒跚，从云岭驻地出发，本应仅需40里的路程，却耗费了整整五天时间。抵达茂林后，我们又停歇了两日，错过了至关重要的逃生良机。
须知，在红军长征的年代，战士们每日行军百里，而后续的中原突围中，“皮旅”成员亦常以每日80里的速度疾行（我曾向在军校任教的同窗求证，他告知，若军校生以80里的速度行进，大约需时五个小时；然而，若日复一日、连续24天如此行军，实属不易），这才显出逃生的真谛。相较之下，新四军现时的行军速度，简直如同缓缓送死。
此刻，敌对国军正于彼端山顶挥舞着小铲，紧张地挖掘防御工事。
新四军至茂林即被围。
在遭受包围后的战斗细节，此处不再赘述。简要概述，起初，叶挺提出带领数个主力团对一山口发起猛烈攻势，意图开辟一条血路，以便众人得以逃生，只要成功突围，一切皆有可能。
然而，项英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我军源自游击战，不适宜于攻坚作战，因而持续拖延。在此期间，其他国民党军队陆续从四周逼近。尽管国军历来以行动迟缓著称，但新四军的行动速度竟比国军更为缓慢，这实属令人费解。与此同时，八万国军集结于皖南，将仅有9000人的新四军团团围住。在这9000人中，不乏地方干部和随军家属，他们实际上并无作战能力。
无法前进一步，已无良策，遂决定退回云岭，即最初的出发地。按蒋委员长的指示，计划从北方途径日军驻防区域渡江，却未曾想，归途亦被国军所阻。此刻，我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更遑论国军兵力是新一军的数倍之众。
此刻，唯一的方案便是众人分头突围，仿照粟裕将军昔日的战术——众人一拥而散，随后在江北重新集结。新四军中尚有近两千名历经游击战争考验的骨干，他们身怀绝技，擅长野外生存。每人可携带几名对游击战不熟悉的同志，随后四散寻求生机。然而，此举风险极高，难免有人会迷失方向，困于山野，因此众人心存顾虑，难以果断作出决定。
项英不幸逃走了。
项英携警卫同行，却意外失踪，时至今日，关于此事仍无明确解释。他自称是走散了，然而，所有党史专家对此都持怀疑态度。项英在山林中徘徊，偶然遭遇了一支新四军在进行阻击作战的部队，场面颇为尴尬，最终他只得返回。
返程后方才惊悉他已被免职，近期新四军损失颇重。叶挺将剩余兵力悉数投入对一隘口的猛烈攻击，意图强行突破。然而，因前期延误时日过多，国军已将防御工事加固完毕。
然而，新四军起初侦查失误，误判敌方守军实力薄弱，一经交战，却发现对方坚如磐石，而我方却遭受了惨重损失。经进一步调查，方知敌军为国民革命军新七师，该师在国军中以防守坚固著称，如同铁壁铜墙。至此，我军陷入困境，弹药告罄，无计可施，只得分散突围。为了为战友争取突围的宝贵时间，叶挺毅然前往谈判，却不幸被软禁。
整个过程可谓一团糟，部队出发的前两天，才将作战计划送往延安，并向中央上报，却未提及他们打算南进，且催促中央迅速回复电报，声称次日便将启程。中央接获电报时，部队早已整理完毕，准备出发。中央又能有何话说？唯有予以批准。事实上，那封电报至今仍存，有兴趣者不妨一观，其中云雾缭绕，难以捉摸其意。延安或许以为已有先遣部队前往江北，因此未再深究。
一旦陷入包围，我们立刻向延安发送电报，急切希望周先生能够前往进行谈判，以寻求解决方案。毕竟，当时国共两党正携手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我们依然是盟友。
周拨通了顾祝同的电话，对其为何发动攻击兄弟部队的行为提出质疑。顾祝同态度平和地向周解释，新四军擅自进入茂林国军防御区域，违反了军令，理应予以剿灭。周对此表示困惑，不明白新四军为何会跑到茂林，且对那些高层领导为何支持新四军北移，却最终南移的现象感到不解。
昔日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在回顾皖南战役的惨痛教训时，指出其核心失误在于政治层面的准备不足。自战役伊始，便缺乏周密的筹划，既无应急预案，亦未事先勘察地形，桥梁搭建，更未派遣先遣队进行侦查。部队仓促启程，如同盲人摸象，对局势一无所知，毫无准备便投身战场，无异于送上门的靶子。一旦陷入包围，军队又陷入混乱的战斗，令人费解的是，9000名战士并未全部阵亡。而最终，仅两千人突破八万大军的重围，实属奇迹。这恐怕只有历经三年游击战争的老兵们，才具备如此非凡的生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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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新四军在分散突围之际，余部四处逃散，藏匿于山林之中。遗憾的是，部分战士未能逃脱国民党军队的搜捕，最终落得被捕或丧命的下场。幸存者抵达江北后，人数仅剩两千余，他们日后成为了新四军的坚强骨干。江北原有兵力约一万六千人，此次老兵的到来，使得总兵力接近两万人。
陈毅等人以这支部队为基石，迅速将其规模扩充至十万人。
在抗战胜利之际，新四军一支师部下辖的三万将士，随黄克诚将军奔赴东北，从而构成了日后“四野”军官团的核心力量。
在山东，另一支队伍紧随粟裕的步伐，辗转各地，担纲各级指挥重任。而另一部分同仁则未跨越长江，他们坚持在南方开展游击战。直至9年后华野渡江，部分重要情报便来源于彼时未赴北方的原新四军游击队。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源源不断的游击队选择投奔，这些队伍正是当年坚守江南的队伍，在逆境中重整旗鼓，再度集结。
此事的细枝末节确实足以编纂成一部专著，然而大致的经过不过如此。我所依据的资料，包括了当时互发的电报以及李一氓先生所著的关于亲身经历的回忆录。
此事的来龙去脉原本清晰可辨，然而，一支部队却未做好进入敌方严阵以待区域的充分准备。加之敌方对我方怀有深仇大恨，我方在敌占区滞留不前，加之地理环境和后勤补给均对我方极为不利，指挥官决策犹豫不决，最终导致全军几乎覆灭的惨痛结局。
在我军的历史长河中，唯有“湘江惨败”堪与此相提并论，自身所犯的错误太多，以至于国民党军队稍作努力便将新四军打得惨不忍睹。
然而，近几年来，某些人刻意将事态搅得浑浊不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例，便是关于延安方面为何未对新四军实施救援的广泛热议。
鉴于新四军顽强抵抗了一周之久，周恩来始终未能成功说服蒋介石放弃对新四军的追杀，因此，此举无疑是借他人之手行杀戮之实。
如此年轻的年纪，怎会突然天真地以为蒋介石委员长是仁厚之人？当初，他为了自身利益将儿子送去苏联作为人质，紧接着就发动了清党运动，残酷地杀害了陈独秀等革命同志，连亲子都能抛弃。如今，面对新四军的崛起，他怎能轻易放过他们呢？
最终，在各方压力下，委员长决定暂停前线战斗。周某发现劝说蒋介石无效，蒋介石只是敷衍道：“我不知道啊，我让他们去江北，他们没去吗？去了哪里？什么？被顾祝同包围了？你先别急，我去问问墨三（顾祝同字墨三）。这个墨三，太过分了，也许他自己也未必知情。会不会是上官云相擅自行动（顾祝同担任战区司令，上官云相负责具体进攻）？这个上官，我马上派人去皖南查看，那里离重庆不远，来回大约半个月的时间。
周遭缺乏可用的筹码，遂转向宋美龄等人寻求协助。众人齐心协力，对蒋介石施加压力，此局面持续数日。蒋介石无奈之下，只得下令顾祝同停止战斗。尽管口头上承诺不再开战，然而，他及顾祝同却对部下秘密进行的清剿溃散新四军的行动装聋作哑，长达一个多月之久。
正如丘吉尔所言，若将头颅置于狮口，谈判便无从谈起。
如果还不太满意，可以对比五年后的一件事，中原突围，情况和皖南事变差不多。那次也是一样，李先念的部队被国军围着打，惨烈至极，四万人被打的剩下五千人，毛主席的19岁侄子毛楚雄也被胡宗南逮到后活埋了，那次也是周负责跟蒋谈判，啥也没谈成，估计再过几年，有人会说李先念的部队也是被借刀杀人了。
最后，我们揭示这段历史的结局。项英潜入深山，意图组织部队进行游击战，然而不久便遭其贴身警卫员刘厚忠背叛，被其杀害。刘厚忠夺取了项英所携带的斯大林赠送的手枪、钢笔以及他们携带的金钱，转而投靠了国民党。关于他的下落，有说法称他在狱中去世，也有说法称他被处决，但具体去向不得而知。
叶挺肩负谈判重任，不幸被囚禁，直至抗战胜利的曙光初现，方才重获自由。然而，他在返回途中不幸遭遇飞机失事，英年早逝。
时下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此事为蒋委员长所为。蒋委员长素以能干著称，的确曾屡次涉足此类事件。然而，我私下里觉得，此次恐非他所为。叶挺将军乃一代英雄，若延安方面掌握确凿证据，必然严词痛斥，毫不留情。
尽管叶挺英勇捐躯，共方却赋予了他与全套元帅同等级别的宣传礼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的一种认可。记忆中，享有此类待遇的，唯有为党提供过巨大帮助的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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